王笛在成都的茶馆做田野调查

在人们的普遍认知里，研究成都，特别是近现代的成都，理应资料丰富。但事实却并非如此。要梳理成都的城市发展脉络，探讨其治理、经济与政治的变迁，相关文献确实不少。然而，当我们试图深入城市的肌理，探寻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时，便会发现可用的材料其实相当匮乏。以成都著名的茶馆为例，若要研究十九世纪的茶馆，我能找到的主要材料不过是几首《竹枝词》。进入二十世纪后，资料虽有所增加，却远未达到理想中的详实程度。不过，自抗日战争开始，相关记录的数量出现了显著增长。

我此次分享的重点是1949年之后的成都茶馆。研究改革开放前的茶馆，几乎完全仰赖于档案材料。而我的演讲将聚焦于1950年至2000年这一时期，但进入20世纪70年代后，相关的档案记录也变得极为稀少。这一方面是由于档案本身留存不多，另一方面则是因为许多档案尚未达到法定的开放期限。根据国家的档案管理规定，档案需按批次和时间逐步公开。因此，从20世纪70年代末到2000年这段时间，几乎没有现成的档案可供查阅。我之所以能够完成《茶馆》第二卷的写作，很大程度上是依靠我亲自进行的田野调查，这也正是我今天要讲述的核心内容。

王笛进行题为“城市的田野——以成都茶馆考察为例”的演讲 李显杨摄

让我们从我曾在茶馆里邂逅的一个故事开始。这个故事我在不同场合多次提及，每一次都饶有兴致，因为它生动地说明了，当我们反复造访同一家茶馆时，能够发掘出怎样的细节。

我第一次探访彭镇观音阁老茶馆是在2015年。那时这家茶馆还不像如今这般广为人知，从成都市区打车前往彭镇大约需要四五十分钟。2015年秋天，我的茶馆考察工作已近尾声，因为我的研究只计划写到2000年。但当时为了给书籍配图，我专程去了观音阁老茶铺，拍摄了大量照片，这只是其中的一张（图1）。

图1 彭镇观音阁老茶铺，2015年秋

图2 2019年夏

四年后的2019年夏天，我再次造访了那里。随后便是2020年初爆发的新冠疫情。整个2020年，我都身在澳门。大约在秋天，我翻看2019年在观音阁老茶馆拍摄的一系列照片时，感觉其中一位老人似曾相识（图2，右一）。于是，我重新找出2015年秋天拍摄的照片逐一比对，果然发现了他（图1，前排左一）。我将他的面部特征放大仔细端详，确信是同一人，为此我还截图发给朋友帮忙确认。我有一位常去这家茶馆拍照的当地朋友，他也肯定这就是同一位老人。我隐约感到这背后可能有一段故事：时隔四年，这两次拍摄都并非刻意针对某人，只是随意抓拍茶馆场景后便离开，却意外地记录下了同一个人。

于是，我萌生了回去寻找这位老人的念头。但当时由于疫情管控，我无法从澳门返回内地，便委托四川大学的一位研究生代为寻访。我详细说明了如何寻找、具体地点以及需要询问的问题。果然，这位同学第一次去就找到了这位老人。他还告诉我另一个发现：这位大爷姓甘，人称甘大爷；而经常与他对坐打牌的那位胡大爷，也出现在了我的照片里（图3，右一）。我当时并未注意到胡大爷，是这位同学的提醒让我发现了这一点。之后，我通过线上方式进行了采访，包括采访了茶馆的老板。

图3 2020年秋

图4 2021年夏

2021年夏天，我终于得以返回内地。我立刻前往观音阁老茶馆，一眼就认出了甘大爷和胡大爷（图4）。我前后已去过这家茶馆八九次，每一次都能见到他们两位。我们从未约定，却从未错过。每次踏入茶馆，我总会下意识地寻找他们的身影。他们也从未让我失望，大多数时候都坐在同一张桌子旁。即便偶尔不在同一桌，也必定在茶馆的某个角落。

这引发了我的思考，尤其是在外部环境时常打乱我们生活节奏的特殊时期。他们对我一无所知，却成了我持续观察的对象。我采访他们，了解他们的故事，他们对我问什么并不在意，回答也常常漫不经心，相比接受采访，他们更专注于手中的牌局。甚至当我告诉他们我曾采访过他们时，他们或许也难有印象。

遇见他们，挖掘他们背后的故事，让我开始思索：对于一个普通人而言，一家茶馆、一个固定的空间具有何等重要的意义。他们在这里维系着每日的常态：清晨起床，来到茶馆，与朋友相聚，度过一天的光阴，这对他们来说是至关重要的。由此，我提炼出一个观点：日常本身，即是最宏大的叙事。

过去，我们总认为宏大的叙事必然关乎国家、民族、革命、改革等重大命题与历史转折。然而，当我们把视线投向普通人，便会发现，即便是平凡的我们，努力维持日常生活的运转，同样构成了一种不容小觑的宏大叙事。从政府和国家的视角看，确保国家每日有序运行，保障人民能够稳定地延续日常生活，难道不是其最根本的职责吗？因此，日常即是最宏大的叙事。

照片中这个人原先在观音阁老茶铺负责掺茶倒水，后来他自立门户，也在彭镇开了一家名为“张飞茶馆”的茶铺。我给他拍照时，他立刻摆出了一个姿势，显得十分外向开朗。如今他既是老板，也亲自担任掺茶师傅。

当我打算撰写茶馆相关著作时，面临资料短缺的困境。我曾想，如果能搜集各类材料，再结合我自己的实地考察，写成一本书来呈现茶馆的百年变迁，便已心满意足。在我看来，尽管茶馆在成都司空见惯，当地居民日日与之相伴，但真正记录它们的人却很少，连成都本地人也鲜有记载。对茶馆进行记录的多是外来者或外地人。尤其是那些从北京、上海等地来到成都的人，常常带着批判的眼光，难以理解成都人为何能仅凭一杯茶就在茶馆里消磨一整天时光。我便这样零零散散地记录下这些观察。

要写一本关于茶馆的专著，我起初并无太大把握，直到2000年前后，我在成都市档案馆发现了大量档案资料。这些档案并非集中于“茶馆”这一专题，而是散见于警察局档案、同业公会档案、商业登记档案等多个门类中。但只要坚持不懈地深入挖掘，相关的资料便会不断浮现。然而，正如我之前提到的，到了改革开放后缺乏档案资料的时期，我只能效仿人类学家的做法，走进“田野”。这就是我今天演讲的主题：将城市视为田野。一提到“田野”，人们往往会联想到像赵世瑜老师那样深入偏远山村进行调查。而对我而言，这些大大小小的茶馆就是我的“田野”。

我也一直在探索适合自己的考察方法。我不清楚赵老师他们进行田野调查的具体操作方式，我最初采用的方法与社会学调查较为接近。茶馆里聚集了形形色色的顾客和从业者。为此，我设计了一份问卷，内容涉及收入、年龄、性别以及顾客在茶馆停留的时间等。

但后来发生的一件事让我放弃了这种做法。有一次，我坐在成都府南河边的一家茶馆喝茶，遇到一群大学生正在做问卷调查。问卷是关于汽车的，问题包括是否计划购车、预算档次、心仪品牌等。我当时对国内汽车市场一无所知，旁边喝茶的人也纷纷表示不懂，我不确定他们是真不了解，还是单纯不想被打扰。学生们则解释说，他们每人每天需要完成50份问卷，恳请大家帮忙随便填一下。碍于情面，茶客们只得胡乱填写应付了事。

这件事促使我反思，我那份关于茶馆的问卷，很可能遭遇同样的命运。与其依赖他人，不如将获取可靠资料的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最终，我决定以一名普通茶客的身份，深入茶馆进行实地观察。

在进行考察时，我不携带录音设备，也不边聊边记笔记。我只是作为一名寻常茶客，坐在茶馆里，与堂倌、老板以及其他茶客随意攀谈，话题天南地北。我的田野调查从1997年持续到2003年。那时，成都的茶馆绝大多数都是小型茶铺，人与人之间没有隔阂，陌生人也可以同桌而坐，与现在的茶楼大不相同。如今的茶楼，即便你独自一人，只要占了一张桌子，老板通常不会再安排他人同坐，大家保持着一定的界限和隐私。但在那个年代，人们只要坐下，就能自然而然地开始聊天。

这种聊天纯属闲谈，话题走向完全随机。当然，其缺点在于内容非常散漫，缺乏中心，我并不知道能获得什么，也没有明确的目的。我当时想法很简单，就是把在茶馆里听到的、以及我与大家闲聊的内容，尽可能详细地记录下来。有时是聊完后，等人走了，我便独自在笔记本上详细追记；如果白天没时间，我会在每晚根据记忆，详尽地记录下当日茶馆里的所见所闻。日积月累，便积累了非常丰富的资料。

转眼二十多年过去，如今再翻阅当年的记录，可以发现成都几乎已面目全非。世纪之交，成都经历了大规模的城市改造。我后来写了一本名为《消失的古城》的书。城市本身并未消失，但作为一座古城，它的建筑、街区和格局已彻底改变。成都虽然还在那里，但作为古城的它已然不复存在。我的记录（1997年至2003年）实际上反映了当时成都正在发生的一切，例如某条街道的原始样貌。我拍摄了大量照片，记录了诸如墙上的涂鸦等细节。然而，如今这一切都已荡然无存。当时我觉得这些景象稀松平常，记录时内心并无波澜。但二十多年后，当我重新翻看这些照片和笔记时，内心受到了深深的震撼：就在我们眼前，一座拥有两千多年历史的城市彻底改变了模样。我在那里出生、读书、成长、教书、工作，但现在回去却常常迷路。作为一个“老成都”，我已经认不出这座城市了。这在我内心引发了情感的触动，促使我思考该如何看待这座城市，如何看待一座古城的消逝。

我详细记录了茶馆里普通人的闲谈内容。这正是这份记录的珍贵之处，因为我从中发掘出许多有价值的信息。比如当时的茶价，我去过的茶馆，茶价有1角钱的，也有5角、1元的。我还曾去过茶价高达28元的茶馆，1角与28元之间的差距巨大，既有极为高档的茶馆，也有相当简陋的茶馆。当时开设茶馆所需的启动资金，有的茶馆大概需要5000元到1万元，这样一来，一个从农村来的务工人员便可以在偏僻的小巷或背街位置开设一家小茶铺。一家人甚至能够以此为生，逐步在成都站稳脚跟，这在现在是难以想象的。大规模城市改造之后，如果没有数十万乃至数百万的投资，开设一家茶馆将变得极为困难。当时，外来人口在成都拥有诸多机遇，这些务工人员不仅限于参与房屋修建，茶馆中也聚集了许多以此为生的从业者，如算命先生、擦鞋匠、掏耳师傅等，他们几乎都是外来者。

我也记录了茶馆里人们谈论的话题。在整理茶馆笔记时，我翻到了2003年7月3日那一天的记录。当时我在一家小茶馆里。几位茶客正热烈讨论着当天凌晨法国队与意大利队在欧洲杯的比赛。尽管我不关注足球，但听到他们的讨论，便记录了下来。他们提到，比赛初期意大利队先入一球，并一直保持领先。结果在比赛最后30秒，法国队扳平了比分；随后在加时赛中，法国队再进一球。几年前重新整理这些笔记时，我曾怀疑这段记录的准确性，但一经查证，发现我所记载的比赛过程与实际完全吻合。

我在茶馆里听到什么，就如实地记录下来，这可能是当时正在发生的时事，也可能是服务员或茶客分享的个人经历。例如，我曾记录过一位女服务员，她坐在那里与其他几位同事闲聊，抱怨说“我儿子真是不争气，我给他买作业本的钱，他却拿去买饮料喝”之类，内容琐碎，表面看似没有太大意义。但今天再看，便能从中看到她所面临的家庭与子女教育问题。另一位刚开茶铺的女老板，当我问她为何开茶馆时，她说自己是从体制内出来的，用政府给予的补偿金开了这家店。她提到女儿正在四川大学读本科，每年花费不小，还谈到女儿沉迷网吧的情况，包括在网吧的消费、餐饮以及宿舍开支等细节。她说，如果不是经营这家茶馆，她将无力承担女儿读大学的各项费用。

此外，在全民经商的浪潮中，每家茶馆几乎都设有公用电话。那时，公用电话的收费标准是3角钱3分钟，若通话超过3分钟则收费6角，超过6分钟则收费9角。这些具体的价格信息在笔记中均有详尽记载。

当然，笔记里还记录了普通人的经历，体现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我曾坐在一家茶馆里，看到一位老人提着菜，慢慢走到茶馆门口，也不买茶，就坐在门口的桌边开始择菜。女老板就在旁边，既不要求她消费，也不嫌弃她占了座位。这位老人可能在那里坐了一个小时，把菜择好，又提着离开了。我们知道，做小本生意，通常不消费是不让占座的。但我观察那位女老板，似乎习以为常，既不轻视她，也不催促她，就让她坐在那里。这体现了人与人之间一种和谐与包容的关系。

我也观察到老人对茶馆的依赖。我在茶馆里和退休老人聊天，他们常坐在这里打牌消遣。成都曾有一座文博大茶园。2003年，我在这里目睹了一个中老年团体高唱红歌、跳秧歌舞的场景。如今文博大茶园已不复存在。虽然大慈寺内仍有茶馆，但规模已大大缩小。因为大慈寺是文博单位，而原来的文博大茶园占据了三个殿和中间的天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