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凡蒂诺现在太痴迷于搞政治，这让人感到羞耻

2025年9月，克罗地亚足坛名宿博班回到萨格勒布迪纳摩，担任俱乐部主席一职。他近期接受了《卫报》的专访，分享了自己对欧足联的看法以及对国际足联现任主席因凡蒂诺的评价。

午后的薄雾笼罩着马克西米尔球场，令其陡峭的轮廓显得格外庄重。在对面的建筑里，博班向记者们解释自己重返的原因。他与记者们坐在俱乐部食堂的一角，享用着墨鱼汁烩饭；而食堂的另一侧，正是他年轻时在青训营住宿的地方。他表示：“从情感角度而言，这是我生命里最深切的一章。除了这里，我还能去哪里呢？”

博班的足迹遍及足球世界的各个角落。他在管理岗位上的每一段经历都短暂却引人注目。若不是过去十年间他在国际足联与欧足联高层任职期间的积极发声，足球运动的面貌可能会大不相同。自从两年前高调离开欧足联之后，外界普遍认为这位有主见、讲原则的人物仍有更广阔的舞台。但现实是，他的世界以一种独特的方式既收窄又扩大：在苏黎世与尼翁担任职务时拥有的政策影响力和话语权已经消失，但没有任何职位能像迪纳摩主席这样，让他持续处在公众视野之下，直面源源不断的关注与审视。

当天的报纸就是明证——前一夜球队在欧联中1比3输给皇家贝蒂斯后，批评之声不绝于耳。博班淡淡地说道：“人们常说耶稣是好人，比我们任何一位都要好，这是明摆着的事，不是吗？可他们依然把他钉上了十字架。我们又凭什么能避开日常生活中那些‘十字架’呢？”

这番话展现了博班特有的风格。半年前，他强势回归，最初担任俱乐部首席执行官，九月又通过萨格勒布迪纳摩首次完全民主的选举成为主席。他立志重塑这家母队——他19岁就在这里担任队长，34年前离开前往AC米兰。他的目标是让俱乐部重新焕发活力，摆脱前首席执行官兹德拉夫科-马米奇丑闻的阴影。面对这份挑战，他分文不取。

他坚决地说：“我这辈子一直在说，我爱迪纳摩，爱这里的人，爱这座城市，爱我的祖国。那么当他们邀请我回来时，我怎能说‘不，我已经57岁了，只想在岛上晒太阳、看海钓鱼’？如果我真的拒绝，那就是背弃我一辈子所信奉的价值观。”

在马克西米尔球场附近的三个小时里，博班描绘了自己的愿景，也不回避那些亟待解决的难题。其中最引人关注的是2024年1月他与欧足联的分道扬镳——当时他担任欧足联足球主管已近三年。博班认为，欧足联主席切费林提出并推动通过的章程修正案极不妥当，该修正案允许切费林竞选第四届主席任期。当时他公开批评切费林的“个人野心”。作为回应，切费林在接受《卫报》采访时表示博班“不值得我评论”。

球员时代的博班曾随米兰四次赢得意甲冠军和1994年的欧冠冠军。退役后他涉足政界，始终以退役球员的身份发出有力却时常受阻的声音。回首这段经历，他是否有遗憾？

他说：“我唯一遗憾的是我与亚历山大（切费林）的私人关系走到了今天这一步，我很抱歉事情会如此。”自那以后，两人再无联系。“那几年我们相处得很好，与他的家人也很融洽。但我做了我认为必须做的事，也清楚地表达了我的立场。他选择了他自己的路，就这样吧，我祝愿他一切顺利。”

“但我一点也不后悔。这件事我思考了整整两个月，没有像孩子一样冲动，也没有像被宠坏的小孩那样耍性子。我反复权衡，给了自己时间思考，也给了别人时间去理解。每个人都要为自己的决定及其后果负责。我是这样，其他人也是。”他坦言，若不是那次分歧，自己可能仍在欧足联工作。但压抑内心的不满对他而言并不真实。正如2020年3月，他在米兰担任首席足球官仅九个月时，因在一次采访中批评俱乐部的所有权结构而最终辞职一样。

这引出一个问题：如果他仍在国际足联任职，会如何应对当前形势？2016年至2019年间，他曾担任国际足联副秘书长，之后才加入米兰。博班与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共同推动了国际足联的改革，他说在自己任职期间，这个曾经“惶恐迷失、没有方向的机构”逐渐重回正轨。他坚定地为两人当年的改革成果辩护，并详细阐述了对视频助理裁判（VAR）项目的支持——他是该项目的主要倡导者之一。

博班指出，许多分析忽略了VAR在防止比赛操纵、维护公平方面的作用。他表示：“如今足球的诚信度和透明度已经完全不同。”随后他列举了一系列数据，将VAR介入所消耗的时间与每场比赛平均七分半钟的掷界外球耗时进行了对比。

当然，如果因凡蒂诺在他任职期间做出任何违背国际足联原则的行为，他一定会辞职。谈到因凡蒂诺利用“和平奖”为特朗普颁奖，并借此“主导”2026年世界杯抽签仪式，博班直言不讳。他这样评价前上司的行为：“既不尊重，也不负责任。我根本看不下去。我很惊讶他会产生这种念头，过于政治化，沉迷于扮演政治角色以及类似的事情。”

他说：“最初并非如此。我们所有的工作都围绕着足球和球员展开。我们本是要让国际足联回归这个方向，当时也确实在朝这个方向努力。但后来，一切都偏离了。詹尼曾经很有责任感，但他没有意识到自己现在的行为对他自己和国际足联产生的影响。他本想做到最好，结果却事与愿违。国际足联不应成为政治组织，可他现在正把它推向这个方向，这是可悲的。”

“但这并不能否定他之前做的所有好事，这并不是因为我曾与他共事。但另一方面，这也恰恰表明方向已经迷失。至少，这件‘荒唐的事’将所有问题都暴露了出来。我为此感到遗憾：为国际足联遗憾，为他遗憾，也为足球遗憾。”

回到博班的办公室，阿尔伯特-卡佩利亚斯走了进来——他于六月被任命为迪纳摩青训学院负责人，此行是来做简短汇报的。卡佩利亚斯曾在巴塞罗那青训营和B队效力十余年。博班的计划是将拉玛西亚的青训理念，与那些培养出无数克罗地亚球员的热情与斗志结合起来。

博班充满信心地说道：“我们希望拥有欧洲顶尖的足球学院之一，我相信几年内就能实现。这样，所有人都会知道，从迪纳摩走出的球员都是受过良好教育的球员。”

他认为，迪纳摩完全可以成为各大联赛年轻球员提升竞争力的可靠平台。他举例说：“20岁的塞尔希-多明格斯，即使不是世界最佳，也是最顶尖的年轻后卫之一。”多明格斯在季前赛从巴塞罗那加盟。丹尼-奥尔莫也曾走过类似的成长道路。刚满17岁的前波尔图边锋卡多佐-瓦雷拉预计很快就会从萨格勒布转会至巴萨。

博班的信念令人动容，但这样的思路真能让迪纳摩这样的俱乐部在精英球队差距日益拉大的足坛中立足吗？他说道：“我相信假以时日一定可以。”并以亚特兰大为例，称其为依靠明智决策崛起的俱乐部典范。

他并未批评全新的欧洲赛事体系，认为欧足联的执行工作值得肯定。不少权力核心人士承认，正是博班在与执委会的长期博弈中，将新欧冠小组赛的场次从10场减少到现在的8场。同样，在国际足联任职期间，博班是世俱杯的主要倡导者之一，但他主张的是24支球队参赛、为期18天的赛事规模，采用三队小组制，淘汰赛若战平直接进入点球大战。谈及当前的世俱杯形式，他忍不住批评道：“32支球队、30天赛程，这简直是在‘摧残’球员。”

博班一边抽着雪茄，一边热烈讨论着这些话题，其中还包括他眼中“另一个致命因素”——加时赛。这不禁让人担忧，这位能影响足球走向的人物是否过早被权力中心遗忘。尽管切费林很可能在2027年无对手的情况下连任欧足联主席，即便在这样高度受控的政治环境中，博班依然拥有不少支持者。他难道不会再次动心尝试回归吗？他表示：“不，绝对不会。我很清楚。有很多人，非常多的人，经常给我打电话。但这里是我足球生涯的起点，也会是终点。而且是我最热爱、最敬重的地方。这份情感，我无法带到其他任何地方。那么，还有什么可追求的呢？还有什么比这更圆满的呢？”

此时，薄雾已经完全笼罩了马克西米尔球场。正是在这里，1990年5月，萨格勒布迪纳摩对阵贝尔格莱德红星的比赛爆发了暴力冲突，博班飞踹警察，从此成为民族英雄。与一些解读不同，这一事件并未直接引发血腥的南斯拉夫战争，但一夜之间，他成为了克罗地亚抵抗力量的精神象征。次年，克罗地亚宣布独立。

他表示：“那是一个集体时刻，与我个人无关。那是克罗地亚年轻人的集体觉醒。我们从未感受过如此深重的不公，于是团结起来为克罗地亚的事业抗争。我们是叛逆者，是抵抗者，但真正的英雄是那些为我们的自由浴血奋战的人。他们比我伟大得多。那天，我为我们骄傲，为年轻人骄傲，为我们的抗争姿态骄傲。我们想要什么？自由。我们做了正确的事。这与民族主义无关，与克罗地亚和塞尔维亚之间的仇恨无关，只关乎正义与自由。”

早在国际足联向他发出邀请之前，博班就已取得历史学学位，从事过记者工作，并在商业领域拓展了事业。他说：“或许是前南斯拉夫的动荡局势，推动我去钻研历史吧。”那么他从历史中学到了什么？“人性从未有过太大改变。变化的只是我们所处的环境、社会形态和物质条件。古希腊人与今天的我们，有着相同的困惑、相同的问题和相同的恐惧。”

没有什么能改变博班。他说：“你可以读一百万本书，拿一百个文凭，但我的灵魂里，始终是个足球运动员。”有时，他会穿上足球鞋，和卡佩利亚斯一起去学院的球场。膝盖里的软骨早已所剩无几，但他依然会和U14、U15的孩子们一起踢球；至于和U17的孩子同场竞技，就显得有些力不从心了。

他笑着说：“我现在的样子，大概没什么激励作用吧。我从不防守，总在场上扮演‘小丑’的角色。但从我四五岁起，我就坚信，如果说我来到这个世界上有什么使命的话，那就是踢球。直到现在，我内心最纯粹的那部分，依然是那个热爱足球的孩子。”